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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其仁:“杜润生的徒子徒孙”称号让我们引以为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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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杜老九十寿辰的会上,周其仁在发言中说: 大概几年前,像我们这些当年有幸在杜老指导下从事过农村研究的人,好像得过一个称号,据说原话是这样的,无非是杜润生的徒子徒孙。不是一个很雅的称号。但是我今天在这个
  大概几年前,像我们这些当年有幸在杜老指导下从事过农村研究的人,好像得过一个称号,据说原话是这样的,无非是杜润生的徒子徒孙。不是一个很雅的称号。但是我今天在这个场合讲,这是一个很了不得的对我们的一个恭维。我是想不到今生今世会有哪个称号像这个称号,能让我们引以自豪。
  周其仁充满激情的语言,引得在场一片掌声;杜老也频频点头。那天到会的“徒子徒孙”很多,周其仁之外,还有王岐山、林毅夫、张木生、翁永曦等等。这掌声表明,他们与周其仁一样,都对这个所谓不雅的称号而感到自豪。
  1981年1月11日,在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的邓力群和时任国家农委副主任的杜润生的支持下,一个自发的研究小组“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在北京大学的专家招待所正式成立。
  这个自发的研究小组的成员陈锡文、邓英淘、周其仁、杜鹰、陈一谘、孙方明、张木生等人,大都是“文革”的知青,对农村比较熟悉,面对着“包产到户”初期的形势,他们自发成立研究小组,以中国农村问题为研究目标。
  会上,杜老说:“我来的主要目的,是表示农委对青年同志中有志于研究中国农村问题的同志的支持”,“你们自动组织起来进行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的研究,是很有意义的事情”。他强调说:“农民不富,中国不会富;农民受苦,中国就受苦;农民还是古代化,中国就不会现代化!”他还对这群意气风发的年轻人说,要记住,“开头不易,坚持难,坚持到底更难。”周其仁在回忆到这次会议时说,这话多少年后都忘不了。
  1982年2月25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开会做出一个决定,“用几年时间,从农村插队考上大学已经毕业和即将毕业、愿意今后长期从事农村发展调查研究的部分青年中,选择一二百以至二三百人,分配到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国家有关农村研究机构、社会科学院农业经济研究所、国家计委和国家经委的农业机构、农业部以及商业部的农村商业机构等单位,从各个侧面互相配合,共同对农村各方面的问题进行调查研究,提出建议。”当时的目标是,出一支100人到200人的队伍,先给100人的编制。高层决定,把这批人放在社科院,第一批50个编制放在农经所。”
  这些热血的年轻人,开始为农村改革而四处调查,为起草准备材料,有的人像周其仁、陈锡文等人直接参与了“五个一号文件”的起草工作。
  1985年年初,发展组这批人开始分流。一部分人去了刚刚筹办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包括有陈一谘、王小强、杨冠三、白南风、宋国青等人。陈锡文、周其仁、邓英淘、杜鹰、白南生、罗小朋、高小蒙等人表示要继续农村研究。1985年4月,发展组编制正式从社科院农经所转到杜润生领导的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1986年,“中国农村发展研究所”成立(王岐山出任所长),由杜老直接领导。这些人也成为外界所谓的“杜润生的徒子徒孙。”
  受杜老影响,这些“徒子徒孙”们,或者通过学术研究,或者通过政策决策,继续推进政治、经济各个领域的改革,直到今天他们的年龄当在60岁至70岁之间,有的还身居高位。而且,直到今天,杜老和这些“徒子徒孙”们的友谊还继续保持着。杜老九十诞辰时,来了那么多“徒子徒孙”;2013年,是杜老的颐寿之年,这些“徒子徒孙”们也为杜老筹办纪念会。他们是以这种方式,薪火相传着杜老的思想和理论。
  很多“徒子徒孙”在回忆起在杜老指导下工作的感受,比较一致的一条是:杜老容忍、宽容,善于听取不同人的意见。
  杜老主张“道并行而不悖”,见仁见智,互擅胜筹,汇合各方主张,相互容纳,各家见解虽有不同,但经过论辩,即为集思广益,必能激荡出完美的政策方向。可谓“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礼记中庸》)。对集体经营、包产到组和包干到户,杜老提出了着名的“可以可以也可以”的公式。争论的双方也就此尽释前嫌,“相逢一笑泯恩仇”。从此,包产到户一发不可收,如燎原之势,而观点不同的人们,恐怕是第一次“道不同可同谋”,没有上纲上线,不受路线斗争之困。我亲耳听万里同志说过,为什么同样的道理,从我们口里说出,和从杜润生同志嘴里说出就不一样。话让他一讲,不同意见的双方都能接受。这之后,实践中,产量说服了方向。
  杜老是对各种各样的思想、流派,都有兴趣,都能够敞开听的人。他是真正的所谓听不同意见的人,主动听不同意见的人,对不同意见像生理需要一样,不是做给别人看的。他能在不同意见中找到可能性的空间,找到什么地方可以往前走一步,真正去解决问题。
  与杜老相知的吴象老也在发言中说:“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他不愧这个容字、大字。而且这不完全出于性格宽厚,更多的是出于理性的思考。”
  当年曾和杜老一起工作的刘戡在发言中,将杜老这种政治智慧用“纵横折衡”四个字来总结。他说:“就是要照顾到上下左右,看不同情况、不同认识,取长补短,尽量兼顾,以利于政策出台。”
  陈锡文更举出一个极为生动的事例来说明这一点。他说:他曾经对杜老提出的一个双层经营的说法不以为然。在起草1983年1号文件的时候,他在电梯里随便和杜老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你说这个双层经营,我不是很赞成,我说农民这层是经营,村里这层好像不是经营。结果杜老当时跟我说了一句,回想起来到现在二十一年了,在电梯间里说的一段话,依然在耳边回响。杜老说,小青年啊,不知道厉害,不说双层经营这句话,是要掉脑袋的。”
  陈锡文感叹地说:农村经济体制能够比较顺利的推进,而且在一种似乎没有发生很大的社会震荡的情况下就把农村的财产关系朝着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的方向捋顺了。但是,假如当初要是有人提出,包干到户的结果会长出一大块个人财产的话,那农村改革就搞不下去了。所以,我觉得杜老当初提出双层经营,确实有着非常深刻、非常强烈的政治和经济方面的考虑,这才得以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将农村改革顺利推进。
  杜老这种“有容乃大”的气魄,这种“能在不同意见中找到可能性的空间”政治智慧,使他将很多事情一一化解,举重若轻。1980年75号文件中,加上前面提到的那段话,是政治智慧;张木生提到的着名的“可以可以也可以”这应该是中“后无来者”的新鲜写法,也是政治智慧;起草科学十四条时所使用的“初步红”的概念,更是政治智慧。
  因为有这种政治智慧,杜老政治场域中的“对立面”,也大大减少。整个八十年代,虽然没有此前的政治运动,但一年右一年左的形势也常常使一些高层领导干部深陷其中,但杜老无论是“清除精神污染”还是“反资产阶级自由化”,都没有受到大的波及。这与他的“纵横折衡”的政治智慧有很大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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